广场舞作为一种集体文体活动脱离社会语境其意义便是空白的

  在当代社会里，一众人的集体活动往往被视为一种社会风险。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是最早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风险做出论述的学者之一。吉登斯把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陰。后者指的是由我们持续不断的发展的知识对该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他从每个方面指出了风险社会的特征，这些风险可能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金融行业的运转，及知识和生活状况的差距等多个角度。但玛丽道格拉斯与艾伦威尔德威斯合著的化中的观点则相反，即当代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増多或者加剧，只是被意识到和认识到的风险增多了。换句话说，那些本身就存在的风险并不是问题的核也，而是一些特殊的群体如何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并展开行动，从这个层面上说，风险是文化建构的产物。

  他们划分出了对风险进行分类的三个基本领域：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团群落之边缘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正是归结于送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道格拉斯和威尔德维斯在书中主要讨论的是美国上世纪六尤十年代弥漫在学生组织和基层工会中的激进主义，认为这些在权力体系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借助暴力等手段迫使其他社会成员去承认和认识这些风险，正是这些人使得社会秩序变得混乱不堪。原因是道格拉斯对包括天主教教规在内的那些规范有序制度的共鸣和偏爱，让她对社会边缘群落持有偏见式的厌恶。斯科特拉什在分析二人的观点时也指出了这一问题。在拉什看来，这三种群体都有着纯净的愿望。人们并非循着现实存在的风险去找到某个责任主体，而是不一样的风险文化中的成员首先去弄清楚应该谴责哪一种风险文化。拉什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这回答了为什么在等级制度主义文化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去谴责其他等级的人。

  广场舞及其受众群体在当前的话语体系和权力体系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通过在公众场合跳舞所制造的存在感，使他们再次站到了社会的前台，暂且不论这些跳舞的人是否有意识地希望能够通过跳舞来争取更多的存在感以反抗这种边缘化，这一现象首先会引起那些处在权力中屯、的社群的恐慌。因为属于不同的文化群落，而风险又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故他们视广场舞活动和其实践者所若隐若现的那种想再次挤进权力中屯、的企图为一种社会风险。社会总是认为任何失去控制的东西，都是潜在的威胁，也总是招致道德，法律或美学上的规训。尤其是在个体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考虑到中国自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和破坏性后果，把广场舞这种用集体主义的形式展开的活动与之不自觉的联系起来是非常自然的。而个人觉得，这种控制手段无外乎两种；打压和做包装改造。前者是为了扼制其存在和发展势头，比如动用政治力量进行废止。而后者则是为了使其处在一个可被控制和接受的范畴内，比如通过商业化控制其发展轨迹。

  对广场舞的批判实际上暴露了中国社会的容忍度。商品化逻辑塑造了一种年轻和性感为美的标准，这和中老年妇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她们的身体在跳舞的时刻是属于她们自己的，而不服从于一个更大维度里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期望和控制。中老年妇女在公共场合扭动腰肢并不符合社会对其的期待是广场舞招致污名的重要原因所在。这种期待期望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能做到安分守己，这种安分守己不需要直白到用＂恪守妇道＂来形容，但至少开着功放音响大跳广场舞是与其背道而驰的。她们非常容易被误解为一群为自己的爱好和享乐而不顾家庭，不顾他人感受的＂为老不尊＂的人。我不能否认确实存在这样的舞者，比如在我的田致中，就遇到过因广场舞而与其丈夫之外的其他男性结识并有了过分亲密接触的案例。但绝大多数舞者本身可谓是贤妻良母的典范。

  在跳舞之前，女性完全是一个迎合化会期待的形象，她们会为共同生活的亲属准备饭菜，做好分内之事。而小区口口的广场舞音乐的响起无疑成为一个信号，丈夫会习惯性地表达他的意见：＂又要去跳舞了？＂而妻子则会用一句＂你怎么话这么多？＂来强调她的立场。当她离开家口进入舞池时，阔限开始，这样一个时间段的女性是自由的，尽管社会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她，但她的举手投足间无疑充满了一种自信和神圣感。当舞尽散场，回到家中，丈夫会再次用一句＂这舞有什么好跳的＂来企图将她拉回正常的社会场域中，阔限宣告结束，女性又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结构中。类似的这种带有仪式性的对话版本我在多个广场舞舞者的家庭中都有听到。我认为它解释了一个很多研巧者的问题，即既然可将跳广场舞视为一种个体化的追求，却为何需要选择一种集体性的形式？实际上这两者并不冲突。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