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前，作为某电商大厂的一名程序员，刘源曾经尝试应聘新加坡的网络公司，但在疫情的影响下未能如愿。
程序员的高薪和高福利让人艳羡，但国内互联网行业激烈的末位淘汰制和“996福报”也让许多身处行业之中的人感到吃不消。最近一段时间，接连传出的员工猝死以及大厂裁员的新闻，也让这个行业不再显得那么春风得意。
眼见着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逐渐触及天花板，这些技术人才正积极寻找大厂岗位的“平替版”。
新加坡，就是他们眼中的新蓝海。新加坡本身的市场并不大，但如果把整个东南亚算进来，则是一个有着6亿市场规模的巨大市场。
《2021年东南亚数字化的经济报告》显示，东南亚数字化的经济市场规模有望在2025年突破3600亿美元，到2030年甚至有可能达到7000亿至1万亿美元。
目前，新加坡的网络公司主要可分为三类，首先是本土发展起来的网络公司，诸如Sea、Grab等；其次是亚马逊、谷歌、苹果等美国巨头在此设立的亚太总部；最后是从中国出海的互联网巨头。
互联网猎头公司哒哒咨询创始人Andy Huang对盐财经记者表示，新加坡互联网行业与中国有着5年左右的差距。举例来说，在国内已经普及线上支付时，Sea的Seamoney还处于推广阶段，新加坡还在使用诸如Ali pay，微信支付、Palpay 等国际公司的线上支付系统。
SeaMoney仍处于推广阶段，体量较小（图源：百川入海 冬海集团公众号）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已发展至壮年，许多东西都很成熟。而新加坡相对来说还比较初级。”Andy Huang如此总结道。
他笑称，曾有个新加坡企业希望他能在本土找一个具有5年直播经验的PM，但他只能对客户解释说，新加坡的直播行业发展还不到5年。
行业变化快，缺少本土的优秀互联网人才，于是新加坡对外来技术人才的需求变得更强烈。对于成长于国内成熟环境的程序员来说，进入新加坡的互联网公司就职，无异于“降维打击”。
北大毕业后就职于Shopee的后端程序员方成对此有着直观体验。与在国内大厂实习时相比，他感到新加坡的整体技术水平较低，除了文档写得比较完善外，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
在他看来，中美两国的互联网能力是一线水平，两者几乎并驾齐驱。程序员去两地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算作是“水往低处流”。
那么新加坡到底有啥地方吸引这些程序员“往低走”呢？他们看中的，是新加坡不内卷的工作环境和优渥的公共资源。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十分符合他的期待。这份工作年薪折合人民币约为60万，比国内的同等水平高出一半左右。
新加坡2020年受雇居民家庭的平均月收入达12235新币，折合约为人民币5.5万（图源：星嘉坡好好过房产）
他每天的上班时间从上午10点半开始，到下午六七点左右下班。如果有紧急任务要加班，也会安排调休，但这样的一种情况很少。
在国内互联网大公司纷纷提出“强制不加班”、“取消大小周”等政策来保障员工的私人时间时，公私时间分明早已是新加坡人的一项共识。方成下班后的时间完全由他支配，不会有工作找过来。
“我有充分的时间安排自己的业余爱好，我经常沿着新加坡河跑步，大概5公里长，我可以一直跑到市中心”，他的朋友圈大部分都是摄影、旅游等动态，他甚至报了一个在线计算机硕士项目，在工作累了之后“调节一下”。
这是国内程序员想都不敢想的状态，究其根本，这些新加坡的网络公司之所以能够把工作节奏慢下来，是因为对“效率”没有执念。
刚入职时，公司没有给方成安排什么正儿八经的工作，只是让他慢慢熟悉业务流程。在他看来，他所在的公司挺愿意把时间花在一些与业务不怎么直接相关的事情上，不会出现“赶鸭子上架”、对员工潜力进行”极限压榨”的情况。
此外，与国内互联网产品超快的迭代速度相比，公司对产品研究开发也没那么紧迫的需求，快点慢点都可以。为此，方成表示，“产品一周迭代一次和两周迭代一次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这在新加坡的互联网行业是一种常态，当竞争的整体节奏放缓，或者说对发展的节奏存在共识时，员工的工作状态才能真正舒缓下来。
Andy Huang表示，新加坡的中西文化平衡得很好，国人既可以在这里体会到西式文化的特点，又因华人众多，所以在生活上又不至于太过疏远。对于不想那么辛苦，而又想增长见识的年轻人来说，这里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仅有舒缓的工作节奏还不一定可以吸引那么多国人前来，对于一些年纪稍大的程序员，更看重的是新加坡的教育和医疗水平。
曾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的商琪对盐财经记者介绍道，新加坡大体上沿袭了英制教育模式，采用申请制入学，尽管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世界上的排名已经很靠前，但新加坡国内的顶尖学生目标都是牛津、剑桥等超一线名校。
对于同样资质、付出同样努力的学生来说，在新加坡能够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深造机会。相比国内竞争极为激烈的应试教育体系，有条件的家长更愿意为孩子创造一个宽松的学习氛围。
而在医疗条件上，新加坡也是亚洲顶级水平。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爱医疗保健排名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六。新加坡有13家医疗机构获得国际联合委员会品质认证（JCI），占了亚洲获得认证的医疗机构总数的三分之一。
只要拿到了永居资格，就能够轻松的享受到这些公共资源。对于普遍拿着EP签证的程序员来说，通过技术移民的方式获得新加坡的永居资格并不是一件不能够实现的事情。
在新加坡，只要持有EP和SP便能申请提出永久居留申请，移民局会根据申请人与新加坡的联系、经济贡献、年龄、家庭状况和居留时间等因素，决定最后的申请结果。申请成功后，最快2年就能申请入籍。商琪表示，一般都是EP更容易申请成功。
为了进一步吸引科学技术人才流入新加坡，新加坡还在EP和SP这两种工作签证之外新增了一种Tech.Pass签证，这是一种更高端的签证，允许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科技企业家、领导者或技术专家来到新加坡进行前沿和颠覆性创新。据悉目前已经有90多人拿到此签证。足以反映新加坡政府对高新技术人才的重视程度。
由于新加坡的互联网还处于快速地发展期，人才空间还很大，而且整个社会的竞争性也并不强烈，所以对那些接近35岁“高龄”的程序员来说，在新加坡的就业稳定也有更好的保障。
在与盐财经记者谈论相关话题时，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多年的Andy Huang问了记者一句：“你能先解释一下什么是35岁现象吗？”
目前来说，国内程序员只要技术水平达标，不管出身如何，都有机会能入职。不过，虽然整体人才缺口在扩大，但在一些局部已经显示出拥挤的趋势。
方成介绍道，在新加坡，国人想入职美国巨头还是有一定难度，主要还是新加坡本土企业和中国巨头吸纳了这些程序员。
他所在的部门，有近9成都是国人。“公司招人最多的时候是去年，一周可以入职几百人。但是在大量地招了许多中国人后，现在招的人也少了。”
而他自己，虽是北大毕业，但也是经历了多次内推才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当地大厂的招聘标准逐渐水涨船高，而且公司的签证份额也慢慢变得少。
Andy Huang介绍道，新加坡的就业市场容量有限，“每年新加坡签发的工作签证也就十几万张，容量就这么大。分到各个行业的就更少了。”
国人多了之后，对新加坡互联网行业的就业环境也带来了一些变化。在方成的公司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从某国内互联网巨头出来的管理人员会更积极地督促下属多干活，鼓励加班，慢慢地把国内的“狼性文化”和“内卷”氛围带进公司。
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内卷加深可能并不会给大家带来多少收益。相反，新加坡吸引人的宽松工作氛围也将不复存在。
在Andy Huang看来，放眼全球，新加坡是国人最不会遇到职业天花板的地方，但是，新加坡的“天”本身就比较低。未来，这一个市场能做到多大，还是一个未知数。
正因如此，不少年轻人也只是把新加坡当做一个中转站，而非终点站。对于国内程序员而言，技术水平是其优势，但这一优势虽然足以让他们得到一份新加坡的工作，但在新加坡浸润久了的话，便不能够确保自己的技术水平能够永远处于优势地位。
方成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对于习惯了国内的高强度竞争的方成来说，他在享受生活之余，一种深植于内心的焦虑也在时不时地被唤醒，他时常反思自己的生活是不是过得太舒服了。
